1945年8月9日,中国共产党东北工作委员会和东北抗日联军,由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等率领,分三路配合150万苏军进攻东北,消灭了日本关东军70万。我党我军占领了12个地区57个战略要点和广大城乡,发动群众,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组织了以周保中为总司令的东北人民自治军。至当年10月,部队发展到7万余人。
8月13日,我军李运昌部分三路挺进东北,解放辽宁、热河、吉林广大地区。9月中旬,肖华率3万大军进驻辽宁,东北局组建了辽宁、安东(即丹东)两个省委。
9月下旬,东北局、东满人民自卫军总部,派一批干部接收通化市,旋即成立通化地委、专署和军分区,王铮任地委书记,刘西元为分区司令员。12月,东北局决定,成立辽东省委和军区,肖华司令任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江华为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辽东军区下辖二个军分区和三纵、四纵两个纵队,张学思任省长兼营辽宁省军区司令员;白坚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
一、长白县人民的解放斗争
1945年12月,通化地委、专署和军分区,派张尊五、刘彤桂、董晋有营长率一个连接收长白县,立即摧毁伪治安维持会,于1946年1月成立县委、县民主联合政府、县建国联合会、公安局、县公安大队。地委任命张尊五为县长,刘彤桂为县委副书记兼县建国联合会主任。随后,任命吕子良为县公安局长,张侠为县公安大队长,秦燃为县公安大队副大队长兼副政委,并成立一、二、三区政府、妇联、区中队。从关内来的干部,全分配到各机关和区里工作。根据上级指示,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以土改为中心的反奸清霸、减租减息等建设工作。
1946年7月下旬至8月中旬,辽东省委于安东市(丹东)召开了扩大会议,白坚、刘西元等人和我参加了会议。会上,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对东北工作的指示和东北局的“七?七”决议。明确了我军作战方针和解放区以土改为中心的建设方针。是年9月,地委任命我为长白县委书记兼县公安大队政治委员。当时长白县委成员有刘彤桂、张尊五、张侠等同志,我向县委传达了安东会议精神,并组织大家学习讨论了会议精神。总结了前一段长白反奸清霸、减租减息、分配土地的工作,并肯定了成绩。其成绩是:全县普遍组织了农会,各村都实行了“二五”减租,清算斗争了汉奸、恶霸地主和配给店。全县共清算出粮食二万担,现款400多万元,2900多户农民、工人得到了斗争果实。在政治、经济上摧垮了封建地主势力,提高了农民的地位。但前一段工作存在不少问题,对土改政策认识不够,执行不彻底,甚至错误地提出:“三天之内长白地主献完土地,一个月内搞完土改”,致使土改运动出现了“夹生饭”。其偏差主要表现在:地主、伪职员混进土改工作队,并在其中占了优势,以致造成各村分地委员会为地主、伪职员所把持。大部分好地被地主分得,地主威风尚没打掉,农民仍未彻底翻身。县区政府除安排一批解放区来的干部,其余有的是伪职员,农民没有真正掌权。
根据上述情况,县委决定:全县的中心工作是土地改革。对已经搞过土改的村屯要进行复查,按照东北局“七?七”决议精神,认真贯彻执行。为了搞好全县土改工作,县委采取以下主要措施:
①整顿土改工作队。彻底清除混入土改工作队和土改工作中的地富、伪职员。举办工农训练班,迅速培育骨干,扩大革命干部队伍。
②纠正土改中的右倾思想,批评处分违纪干部,重新训练土改工作队。
③县委委员亲自带领工作队下乡,要住在贫苦农民家中,访贫问苦,依靠贫雇农,了解情况。坚决执行党的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彻底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路线。
10月下旬,县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不久,国民党集中兵力进攻辽东,我军主动转移,随之通化、柳河、辑安等地失守,辽东解放区只剩下临江、长白、抚松、靖宇四县。继之,辽宁、辽东两省大批机关、学校、工厂、医院和伤病号转移到长白县。其中有南满分局宣传部长陈祖謇和辽宁省二地委民运部长王毅带领的干部,有辽宁省民政干校陈放校长带领的教职学员。此时,关一键、白介夫、杨惠文、刘国钧、公士衡、王平、曹景辉、张维奇等同志被分配到长白县工作,长白县委由我(县委书记)、关一键(县长)、白介夫(县委宣传部长)、刘彤桂、张侠、公世衡6人组成。县、区机关主要成员:李冀为副县长、王平为县政府秘书、杜克亭为县政府财粮科长;刘国钧、张维奇在县委、县建国联合会工作;一区区委书记杨惠文、正、副区长顾书彬、王书万,妇联主任为乔桂薪;二区区长宋绍文、联合会主任于永池、妇联主任王秀芝;三区区委书记曹景辉、区长毕立序、妇联主任张秀萍。各区公安队长都由区长兼任。
根据陈祖謇部长指示,县委与王毅部长、陈放校长商量,确定以陈部长、王毅、陈放带领200余名干部组成长白土改工作队,在全县进行土改。二专署副专员刘昆林也参加长白县委领导。陈部长亲自在城厢区搞土改试点,对县委工作作了具体指导与帮助。这时,县领导班子又作了具体分工;一区,白介夫;二区,王毅,刘彤桂;三区,李冀,刘昆林。我负责全县土改,重点协助二、三区工作;关一键负责全县政府工作,重点协助一区的工作。
长白县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主要过程是:
(一)深入发动群众,对汉奸、恶霸、封建地主阶级进行斗争。
前一段土改,对主要村屯没有斗争,只实行和平分地。这次土改队进点,有强有力的领导干部和关里来的有经验干部带队,如南满分局、二地委、省民干校领导及张立达、吕梦林等主要领导干部,他们都进驻主要村屯。
首先,对群众的思想发动较为充分。自1946年10月至1947年2月间,全县各地都抓紧对群众的思想发动工作。通过形势政策教育,使全县广大农民认识到;国民党蒋介石出卖东北有罪,使东北人民在日寇铁蹄践踏下,过了14年牛马不如的生活;中国共产党抗日有功,为了拯救中国,领导全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同时,使广大农民树立了“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的信念。
经过“谁养活谁”的诉苦运动和阶级教育,使农民群众学会了划分农村阶级成份。他们认识到,长白县的广大耕种土地都是农民开垦的,可都被地主恶霸所占有,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最坏土地,也要征收土地产量20%的地租,好地将收租80%。“驴打滚”的利息,压得农民抬不起头。农民在诉苦运动中认识到,只有以贫雇农为核心,团结中农,斗倒封建地主恶霸,农民才能彻底翻身。
其次,土改工作对农村阶级成份的划分,是经过充分调查,。反复讨论更正,才写出书面材料。县区领导检查这些划分成份书面材料时,重新深入贫雇农群众中去,征求意见,了解情况,有了问题,随时纠正,避免出偏差。
第三,工作队对农民划分阶级成份,既不包办代替,又不放任自流。关于群众斗争的部署与方法,都由农民自已决定。但工作队必须参加会议共同研究。然后,贫雇农召集中农开会,研究布署斗争方法,开展斗争。这样,在全县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反奸反霸反封建的斗争,彻底揭发了地主恶霸剥削压迫的严重罪行,打掉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威风,使其低头认罪。截至1947年1月,没有发生斗错和乱挖浮财的偏差。
(二)平分土地。
从政治上斗倒了封建地主阶级,贫佃农的核心真正形成!农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之后,即在全县进行平分土地工作,实行“耕者有其田”。
在分地方法上,各村农民首先建立分地委员会,没收伪满开拓地和地主的土地,对中农的土地原则上不动。分地委员会,要丈量土地,按土地定产,经农民评议,确定每块土地等级,按人口和土地等级、山平地搭配。平分土地,首先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其次,各户(包括地富及家属)均按人口分得一份土地。最后,经过农民讨论,反复核实,确实合乎分地要求,才张榜公布,后由县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执照。1947年4月以前,全县有39个村采取上述分地方法,重新平分了土地。其他各村,则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方法,调整了土地,使农民真正达到平分土地的要求。据当时全县统计,总人口3.54万人,而参加分配土地的农民达2万余人,分得土地10.1万亩,平均每人分得土地4亩。
(三)查田挖浮和纠偏斗争
1947年5月,我军开展夏季攻势,歼敌8.3万人,收复42座城市和广大地区,改变了东北战局。长白县广大干部和群众,对这一伟大胜利无不欢欣鼓舞。此时,陈部长、陈放、王毅带领的工作队离开长白下山。自6月起,全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查田挖浮斗争。仅一个月就扣押、斗争汉奸恶霸地主300余人,打人现象较为普遍。在斗争中,也有侵犯中农利益情况。
县委发现上述偏差,经过认真研究,找出发生偏差的主要原因:自陈放部长带领的工作队离开长白以后削弱了县委对查田挖浮斗争的领导,各区村挖浮斗争方法不一,有的只强调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没严格控制打击面;有的照搬其他解放区查田挖浮大批大斗的经验。这些作法,都违背了党的“既要放手发动群众,又要严格控制打击面”的方针。为了纠偏,县于8月12日向各区村发出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既肯定查田挖浮成绩,又提出纠正偏差的三条意见:
①要从政治、经济上彻底消灭封建地主阶级,不是在肉体上消灭。对处决罪大恶极分子,要报县批准,不允许随便打死人。
②防止坏人乘机破坏,更不允许一味追浮打人。
③要一人做事一人当,不允许打死地主恶霸之家属。
9月5日,县委召开了扩大会议,检查纠正查田挖浮斗争中的偏差,全县基本控制了打人偏向。
1947年10月初,我和关一键县长调离长白,白介夫同志任县委书记兼县公安大队政委,李冀任长白县长。
二、长白人民支援“四保临江”战役
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3日,国民党纠集兵力,向以临江为中心的解放区,先后四次进攻,妄图实现其侵占东北的野心。
在形势岌岌可危、部队去留举棋不定情况下,中共中央行、东北局派陈云和肖劲光同志来到南满,在七道江召开了扩大会议。陈云同志作出“坚持南满,保卫、巩固、扩大长白山,坚持敌后三大块(辽南一分区,辽宁二分区,安东三分区)”的决定,得到全体与会人员的拥护,这是英明的决策。七道江会议后,我四纵队立即挺进敌后。司令员肖劲光亲自部署和指挥三纵运动防御,和敌人打硬仗、打恶仗。加之北满我军“三下江南”的配合,历经艰苦的战斗,收复桓仁、集安、柳河、辉南等县,赢得了四次临江保卫战的巨大胜利,从此,我军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
“四保临江”期间,我南满只有临江、长白、抚松、靖宇四个县的狭小根据地。这几个县,都是贫困经济落后地区,敌人妄图将南满我军赶进长白山冻死、饿死、困死,实现其“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进犯方针。在敌强我弱,天寒地冻、缺衣少粮极端困难的“四保临江”战役开始时期,长白县委和县政府发出训令:要求全县人民全力以赴支援“四保临江”战役,保家卫国,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全县人民纷纷表示:要人有人,要粮有粮,要车有车,全力支援人民解放战争。此时,由辽宁、辽东两省转移到长白县的党政军机关,学校有:东北人民银行、东北银行辽宁分行、东北政联辽东办事处、辽东军区后勤部、辽东军区政治部总务科、辽东日报社、辽宁民政干校、辽东军区电料厂、辽东造纸厂、辽东印刷厂、朝鲜民主同盟等单位共2万余人,连同军区院和伤员共3万余人,相当于当时全县人口的总和。人烟稀少、经济粮食困难的长白县政府和人民,腾出机关单位、医院、民房,作了妥善的安排。
为了迎接转移到长白县的伤员,长白县组织了10 条兵站线和21个兵站,同前线的兵站连接起来。据1947年5月统计:全县动员民工5千余人,组织担架7百余付,并组织了79个担架大队和360多辆大车、爬犁,日夜不停地从前线向长白接运伤员。在长白县兵站中,有东北民主联军野战医院和辽东军区后方医院派出的医疗组,专门治疗与护理伤员。
上级领导了解长白人民支前任务十分艰巨,非常关心长白的工作,立即成立辽东军区长白警备司令部,原东北抗联杨靖宇将军的副参谋长阚子祥同志任司令员,于达康为政治委员,负责维持长白地区的秩序和治安。另外,辽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和辽宁省民政厅长王子宜亲自坐镇长白,指导帮助长白县政府的支前工作。李冀副县长常住三区,王平秘书常住二区,及时指导帮助这两个区的支前工作。关一键县长抓全县的支前工作。当时初到长白的伤员,听到坏人造谣,说:“长白县委、县政府干部都吃好的”。于是,部分伤员找到县政府,关县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当伤员看到政府食堂干部吃的饭比伤员还差时,大家无不感慨与内疚,都一致表示,决不辜负县委和县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尽快养好伤,奔赴前线去消灭蒋匪帮。
翻了身的长白农民和群众,为了保卫胜利果实,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掀起声势浩大的参军支前高潮。在那寒风刺骨滴水成冰的日日夜夜里,从长白至临江五百华里崎岖山路和冰封的鸭绿江上,长白人民组成的大批担架队、大车、爬犁,翻山越岭,风餐露宿,络绎不绝的运送伤病员。据统计,在“四保临江”战役中,全县出动大车、爬犁3200多辆(张),担架14.88万人次,接送伤病员达5千余人。
长白县政府,为了解决转移到本县3万多人的吃粮困难,动员全县人民各家各户,将存粮只留下吃到春节份数,其余粮食全部借给政府,供给外来干部与伤员吃,从而解决了粮荒的困难。待第二年春,县政府从北满运来粮食,将借粮如数还清,这是艰苦岁月军民共度难关的范例。
众多伤员来到长白后,各村群众把最好的房子和热炕头腾出来给伤员住。妇女们带着鸡蛋、烟卷、抬着茶水,站在村头迎接伤员。各村妇女儿童自动组织起来,热情周到地护理伤员。
1947年元旦、春节期间,全县各村屯敲锣打鼓扭秧歌,演出文艺节目慰问伤员,家家户户和伤病员一同欢度春节。伤病员都表示,要重返前线,打敌立攻,报答长白人民对子弟兵的关怀。
在“四保临江”战役中,长白县各族人民勇跃参军。1947年春,不到10天,就有394名青壮年参了军。同年3月,向前线输送了90名新兵,为野战医院输送了70名青年护士。仅二道岗、天桥沟一带,一次就有120名朝鲜族青壮年参了军。在参军热潮中,“五子登科”、“妻子送丈夫”、“兄弟争参军”,“光荣老人”张恒全送三子参军事迹,至今成为长白人民的佳话。参战支前的长白各族英雄儿女,为支援“四保临江”战役,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的事迹,将流传千古,永载长白光辉史册!
注:于达康,1946年任长白县委书记。离休前曾任辽宁省石油化工局党委书记。